首先便是国债必须设立举债上限，否则便如后世美帝般的债留子孙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的大汉可没有全球经济作为支撑，更没有其他国家为大汉朝廷的债务买单。一旦国债的规模过大，无力以偿还本息的方式回购，朝廷的信用度便会立即破产，危害甚大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汉可没有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，刘彻只能根据今年预估接近百亿钱的国库收入，简单制定出十亿钱的保守上限。相对后世用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参考，刘彻觉得还是用中央财政收入参考比较方便，也更为保险。

        其次便是汉初讲究藏富于民，而这“民”却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而是世家豪门和富商巨贾。

        富可敌国的权贵和商人数不胜数，一旦让某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持有大量国债，今后伺机抛售或兑换，对朝廷财政将会造成极大的影响。对于此番发行国库券，必须对权贵和巨商们的认购数量设置一些障碍，尽量分散国库券的持有量。

        汉帝刘启对刘彻的顾虑极为认同，作为擅于权谋的厚黑帝皇，他从不吝于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摩自己的臣民，自然不希望用于敛财的国库券将来会变成帝国的隐患。

        袁盎和曹栾二人也接受了太子殿下的解释，并商量着如何对外统一口径，免得又遭来御史弹劾，凭白惹人非议。

        今日曹栾对田胜的说法就是他们商议出来的纯粹官方版本发言，他缓缓解释道：“国舅请看这国库券上印制着甲午年的字样，意即是今年发行的。如今业已入秋，距离年节只有短短数月。待得过了年首，这国库券便平白涨了五厘。若是换了国舅，会在年节前将手中的国库券转卖他人？”

        田胜闻言一愣，不得不承认曹栾言之有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是富可敌国的权贵和巨商，也短短不会嫌家中的钱财太多。五厘的利钱看起来不高，但还算是有赚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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