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德昭的回答，主要谈及“国策、军制与经济”等三个方面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唐朝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，谈到李唐朝廷在国策上的应对与失误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度的败坏，谈到募兵制的补充与兴起；

        最后是以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为收尾：

        “……藩镇在钱粮赋税上可以自给自足，有充足财力自行蓄养精兵，无需仰赖朝廷的财政调拨。这便是藩镇之祸的经济基础。只要刨掉这个经济基础，便能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！”

        赵德昭洋洋洒洒，不歇气地说了小半个时辰，把唐代“藩镇割据”的内在驱动因素，从各个方面都说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赵匡胤听得张大嘴巴，两个眼睛都直了！

        他曾经与朝廷的文官们多次讨论过“藩镇之祸”，各人水平不一，提出的看法各有不同，但都大同小异。

        要不就怪唐玄宗晚年昏庸，弄出了“安史之乱”，没有“安史之乱”，哪会有后来的藩镇之祸？

        要不就怪唐肃宗不听李泌之言，生生葬送了大好局面，使得“藩镇割据”成为既定之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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