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基层利用职权之便贪污，中高层权力更大，再加上宋朝优待士大夫，惩治贪赃执法很不严，雷声大雨点小，还有最夸张的是，皇帝直接让人贪污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赵匡胤在某个官员上任时，就嘱咐过这样的话“听说爱卿家贫，苟有所需，但挪官钱用之”；到了真宗，有官员弹劾驸马贪污，真宗的诏命是“释不问”；神宗朝有人弹劾文彦博贪污，并且拿到了证据，神宗直接让人把证据交上来。

        这还是北宋，南宋就更别提了……

        反正在宋朝，贪污的结果是“夫脏者千而败者一，幸而败矣，又曰不能杀之”，一千个贪官里面不一定有一个被抓，被抓的那个不杀，过几年指不定还能重新当官，如此一来，贪赃问题只能是愈演愈烈。

        　　再看看赵光义颁布的《戒石铭》，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，说的真好，然后民膏民脂被用来公务宴会，一顿可以花费三千至六千贯。

        这般看来，三千贯似乎又不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李彦自是不与那些贪官比，这三千贯可是他治了多少的京师百姓，其中不少富人贡献七八成的药钱，才有的收入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从来不会假惺惺的说，自己对钱不感兴趣，他对钱非常感兴趣，更知道无论哪个朝代，没钱都是万万不能的，因此不仅要严惩贪污者，还要将钱财尽可能地收回来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就跟任免官员一样，皇帝要罢免某个官员的位置，得提前考虑好，谁能接替对方，发挥出相同乃至更好的工作效率，而不是脑袋一热直接定夺，李彦此时思考的，还有换掉这批贪婪的掌柜和伙计后，从哪里雇佣可靠新人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看着安道全慢慢饮茶，情绪也稳定下来，李彦道：“京师内的其他医师，你和他们还有联系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