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京不去争论此言对错，更不会仅仅局限于文武，而是道出背后深层次的目的，展现出了宰相应有的格局，又凝声道：“言官一职关系重大，不可轻定，君上有意前朝弊政，更当慎之又慎！”

        李彦道：“依蔡相之言，前朝言官有何弊政？”

        两人交谈之际，起居郎正在不远处奋笔疾书，将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桉，日后会编着为太祖的《起居注》。

        听到这一问时，起居郎的笔尖轻轻一颤，马上知道这段对话不仅关乎到御史台的重立，更会影响言官接下来的权力与声名，立刻全神贯注，不敢错漏一个字。

        蔡京也知道，自己真敢讲出言官的坏话，后世在文官笔下就难以留下什么好名声了，但他同样清楚，想要坐稳宰执之位，就要配合御桉后的这位天下至尊，将其想说又不好明说的话道出：

        “御史制度，古来有之，掌记朝廷动静，纠弹百官朝仪，母惮大吏，母询私交，位卑而权重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然据唐制，御史言事需先上报御史台，方可奏报，直到前朝仁宗时，中丞刘子仪定规，御史不需上报，直接向天子上奏，又有闻风弹事，由此不可收拾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　　“台谏言官每每听闻高官要员的传言，不详加调查，先行弹劾，专务阴私莫辩之事，加以中伤，两府重臣不敢得罪，因此升官尤其迅速，此等沽名邀誉，亦无监督，自是气焰嚣张，无所顾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仁宗见之，定奏事范围为‘不忠、不正、不孝、不义’，却终难遏制，以致于朝政官员‘闻事莫说，问事不知，闲事莫管，无事早归’之言，行政迟缓，人人自保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君上革鼎弊政，自当引以为鉴，不可令御史台再复前朝之势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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